由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刘景华教授撰写的文章《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与时偕行》，在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七一专栏“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历史学一百年”上发表。

文章指出，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多诞生于中古时代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我国史学界基本采用苏联科学院《世界通史》的学科体系，以五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为红线，以欧洲史为世界史的分期标准，将世界历史分成上古、中古、近代和现代四个时代。改革开放后，世界史研究迎来了春天，对世界史体系进行了深刻反思，破除“欧洲中心论”，形成了整体世界史观，六卷本《世界史》教材是这一史观的系统呈现。

从80年代起，世界中世纪史学者逐步聚焦于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，系统比较了16世纪英国都铎王朝和中国明朝的政治制度，对土地国有、土地所有制、地产经营、农民身份、农民经济、封建城市、工商业、城市居民等方面进行比较；展开亚欧国家走向近代的不同道路的比较。有的对西欧封建经济形态、东西封建经济政治等予以精深研究，有的特别关注农民个人力量成长对西欧社会转型的作用；或认为富裕农民成了农村现代化的领头羊，或发现西欧有容许农民个人力量发展的政治空间，或认为私人财产权利的确立是西欧走向资本主义的制度前提。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还显现了融合为经济社会史的趋向。

进入21世纪后，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进入繁荣时期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入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、教育部社科重大攻关项目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专题就达十几项。经济发展使研究条件大大改善，研究者接触和占有更多的第一手资料。对宏大论题进行系统的总结性研究，譬如“欧洲文艺复兴史”丛书、“欧洲文明进程研究”项目；传统领域研究由宏观、中观思考走向微观实证考察，涌现了大量经济史、社会史个案研究；许多重要领域，例如基督教会、拜占庭帝国、中世纪早期西欧以及阿拉伯、中东和中亚研究等，都取得了众多重大成果；重视中世纪语言，强调史料考订，如对法兰克王国文献资料的整理、对英国经济社会史文献资料的整理等；开创医疗社会史、环境史和城市史等新的研究领域。这既是直面当前社会现实的回响，也反映出新生代的学术追求目标更为高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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